被视为「首都救星」的建商,其实是贪图都更利润的投机者
2020-08-03

    

1666年大火后19年,伦敦重生了。格里辛学院的物理学讲师伍德沃向负责都市测量的雷恩报告说:

中世纪的平面图已大为改变,成了红砖白石的优雅现代城市。成千上万的房屋,即使是市民私人所有,建造的方式不只让他们生活更加方便……还比王公贵族的宫殿设计与建筑更优越……经由街道的拓宽、大量清水输送到各处、公用下水道和其他类似的设计,这些设备让香甜的空气自由流通,乾净又有益身体,这不只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,也是最健康的城市。

但这些改变不只是勘测司令雷恩的成就,像巴蓬这种投机客的贡献也一样多。

巴蓬和他的合伙人到1680年所执行的重建计画,已经遍布都会各地,将伦敦城转变成前所未有的景象。克拉伦登宅第和柏克利宅第所在的皮卡迪利大道,贵族的屋宇已经改观,成为精緻华厦。克拉伦登卸职宫务大臣后,于1675年将宅第卖给阿布马罗公爵二世,经过一场大火,这块地最后落入投机业组织手中,其中包括有巴蓬的合伙人,金匠辛德和邦德爵士。

同样地,柏克利大公死后,他的妻子被迫改建这块地。失去这幺高雅的建筑,艾佛林感到特别可惜:「如此美丽的所在(到目前为止,是全城最高贵的花园、庭院、房屋与气派的门廊等等),会落入困窘之境,变成租用之地,真是令我痛心。」但他也知道要如此做的原因:「柏克利夫人租让土地的决定,以如此高昂的价钱,光租地一年便将近一千镑,这种疯狂的恣意胡为,想是城市建筑将来的走向。」

这两栋大房子预示了作为欧洲首都的伦敦,将会以拆除重建的方式重生,将上流房地产转换成分租房屋和利润。然而一下子便碰到危机,因为投机业组织买地花了太多钱,不得不把地抵押出去。辛德因债务下狱,运气最糟。他的失败证明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,投机可以大赚一笔,也可能会让你破产。不过还有很多人会步上他的后尘,在多变的经济里冒险一试,这些房屋一度站立之处,后来改建成为庞德街、多佛街、阿布马罗街,以及梅扉尔区最早的房屋。

改建区不限于城西,接近东城门,通往港口处,旧史匹特医院和亨利八世炮兵场的原野,都被炒作成为新兴商人与业者的住屋。到1680年,改建计画已大为扩展,到达东边一公里半的巴斯诺公园小村了。这一区是非英国国教徒、犹太人和胡格诺教徒最喜欢住的地方,因为它不在市府的管辖之下,又离首都的贸易中心不太远。很快就有人吵着要在史匹特菲尔德造个市场了。

过去十年间,雷恩曾尽力阻止城市往东扩展,但是它潜在的利润实在太大了,巴蓬无法拒绝这样的机会,他在1675年买了戴文夏公爵房屋的租期。戴文夏广场改建得很漂亮,但是巴蓬的眼光看得更远,1681年当王室决定将邻近的旧炮兵场卖掉时,巴蓬跟两位曾多次一起做买卖的律师布拉德贝和诺耳,共同具名买下它。巴蓬同以往一样,付款付得很慢,还被国库追缴两次。同时他儘速将地块出租改建,分别用不同的条件跟多达17位建商签下不同的契约。

在城墙之内完成改建工程的建商,现在也变成了投机业者,大家不再把他们看成首都的拯救者,反而责骂为破坏者,因为他们的自私作为,使都会变成没有特色个性的杂乱建筑。国会里有人辩论是否要徵收所有新建筑税金,以限制扩张速度。巴蓬十分担心,很少提笔的他写了一篇文章〈建商辩护论〉,于1685年出版,讨论这个问题。

〈建商辩护论〉是建筑的反面文章,作者在引介里便直率地说:「要写关于建筑和它的各部分,如:地点、建地、材料品质、尺寸大小、装饰,谈柱子的几种样式……只是把维特鲁威和其他人的话照抄过来而已,对读者和作者都是浪费时间。」他在此之前的作品,清楚显示对装饰和形式没有什幺兴趣。对他而言,建筑只跟金钱和利润有关。

巴蓬认为城市的扩张是自然发生的,而且是应需求而扩张。因为学徒和年轻的夫妻到都会来找工作,需要住处,伦敦便是如此成长的。他主张城市的生命是由持续涌进劳工市场的年轻人所给予的,建筑是伦敦的主要工业之一,养活并雇用了大部分社区团体,当市区边缘盖了新房子以后,市中心的住宅也提高了租金。

〈建商辩护论〉也提议这些改建整体来说帮助了国家,对郊区的住民而言,它提供了货物一个市场,也让人口过多的压力有释放的活塞;对国王,它以税收的方式提供收入,也让生活不稳定的市民有工作可做;在商业上,它开发了新的市场。因此,这一切都让新兴的都会得利,并且让经由私人金钱而非国库建造的首都,成为所有国家歆羡的对象:「当代艺术家已经使伦敦成为欧洲的都会,而如果以好房屋的数量、大广场之多、居民的富裕来比较,它一定会是全世界最大、盖得最好,也最富有的城市。」

被视为「首都救星」的建商,其实是贪图都更利润的投机者

都会北边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,到1680年代,房屋已经盖到霍尔本一带,此地在1640年代因为内战对土地的保卫,做为商议线,所以自然形成界线,阻止了城市的扩张。大部分布伦斯贝利原野上的改建,是由鲁素夫人所精心策画的。鲁素夫人的丈夫因牵连到1683年排外党人的「麦酒房阴谋」而被处决,她从此不再入宫,致力恢复家族资产,发誓「除了律师和会计外,不跟任何人说话。」以前有位观光客曾说:「此处以草原为界,清新乾燥,十分适合散步,有益健康。」从布伦斯贝利到霍尔本的土地,现在成了建筑工地。

但是再多的土木工事也无法阻挡投机业者前进的野心。1683年,巴蓬为霍尔本大街北边的红狮原进行交涉。据信,克伦威尔和其将领死后被掘尸羞辱,后来就是葬在红狮原。瞎眼诗人弥尔顿在复辟以后,也曾在这个草原的后面住过几个月。巴蓬想把这块草原改建成壮丽的大广场,成为他可以引以为傲的作品。

到1684年,他已经準备好要开始整地,以便将土地转包或将租期卖给建商。此举立时引起一阵骚动,因为这块地横切过从白厅到「新市场」的皇家大道,所以马上引起勘测司令雷恩的关注。巴蓬表现出一副藐视规则的姿态,在一般小细节上便可看出,譬如用国王的沟渠当作倾倒垃圾的地方,甚至威胁要把「国王门」拆掉。司法程序太慢,无法赛过巴蓬强取豪夺式的工程,雷恩发现自己无力制裁他。

巴蓬还特地去威胁当地居民,葛雷法学院绿地的律师抱怨受到他的骚扰,尤其是他「把一些垃圾和市场废弃物丢弃于此,有再度引起瘟疫的危险。」此外,当代作家拉特罗报导说,6月10日有律师和巴蓬的员工发生扭打事件:「工人攻击那些绅士,又用砖块丢掷他们,然后一场混战,最后绅士把他们打败,将一两位工人带回葛雷法学院。这次小冲突里,有一两位绅士和僕役,以及几位工人受伤。」

这个案件不可避免地要由法庭来解决,可是判决一转到巴蓬身上,他马上反告当地的治安官和警官,还得由国库来赔偿。这个案子一直上呈到律师司令,希望拿到许可,「压制医师巴蓬及其员工,使他们不再犯类似最近在红狮原上的动乱行径,并防止他们再对国王的臣民有所干扰。」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拿到许可,似乎没有人压制得住巴蓬。

一旦设施都有了,如水、下水道、道路,巴蓬便将土地分租给其他建商。从主要广场的角落,道路以星形分射而出,通往改建计画中的次要道路。他将街道分成统一的宽度,分别以40年、50年、60年和61年的租期出租。在1686和1688年之间,他将整片区域的所有地块都租出去了,其中有许多交易事务简直複杂得让人难以想像。

1687年,附近的基督教会医院抱怨巴蓬的建筑盖在水管上造成的影响。供水的水管是从附近的「绵羊水道街」通过来的,他们找人来勘察做报告,由于报告做得不好,所以交由国王的官方来做,即皇家律师与律师司令。然后巴蓬声称水管并不属于那间医院所有,所以水管可以共用,为了证明这一点,他造了一栋大房子和一面墙,把水流围在里面。

这场立场分歧的争议,演变成複杂的辩论,包括古时候是谁所授权使用等问题,持续争论到1690年,上自大法官,下至下水道委员会,每个人都牵涉其中。同时巴蓬自行进行自己的改建计画。他最后答应付钱给医院另造新的水管,不过比起他从建筑所得的利润,就少太多了。

巴蓬的大广场不像圣詹姆士或布伦斯贝利区广场是以贵族为目标,而是城市有钱的生意人,特别是当地的专业人士、律师和医生。房屋内部有所有新兴中产阶级需要的东西,虽然从最小的细节到每一处都一致规格化,但显然他是找到了特定的市场。房间的规画并没有偏离他先前的模式,每栋房屋都有三层楼和一个地下室,是按照1667年第一重建法案的规定所建。

不过,巴蓬在室内设计方面,学到了他的功课。他对室内装饰细节的注重,表示他努力要提供上流社会想要的品味,这些人士会想用耀眼的消费物品炫耀自己的新地位。大房间里以木板装饰墙壁,主要阶梯的栏杆风格保守古典,宣告了后来18世纪乔治国王时期都市房屋优雅简单的风格。建筑的每个细节都反映了消费文化的兴起,如当时的律师与作家诺斯所观察:「他的天分不是以建筑的高尚为目标,而是以节省的方式来建造给予每个家庭便利与各种小设备的房屋。」

1686年,巴蓬对利润的眼光又看得更远一点,他跟一位叫汤普生先生的人交涉。汤普生买了葛雷法学院路北边土地的租期,这块地原属贝德福公司所有,汤普生想在希尔柏路上盖新房子,但是遇上一个麻烦,这块地妨碍到邻近地带新霍尔本区的水管运输。经过迂迴曲折的交涉,巴蓬取得这块地,以及附近其他属于拉格比公学的土地。一如往例地,巴蓬又拖欠付款,付不出给贝德福公司的租金,可是这一次他们不肯让他搪塞过去。巴蓬想以土地做交换,代替付款,但因为他名声太坏,他们坚持要他付现金。

这个投机客投机过头,资产都陷在投资里,没有足够的流动现金可用。在1680年代的建筑潮高峰,他达到了自己的极限。

相关书摘►市长说「撒一泡尿」就能灭的火,却把伦敦烧成炼狱

书籍介绍

本文摘录自《伦敦1666:一座伟大城市的浴火重生》,猫头鹰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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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贺利思(Leo Hollis)
译者:宋美莹

一代人的才智与坚忍,在灾害与忧患之中,闪烁发光。
翻转英国命运,就看这关键半世纪。

「日不落帝国」不是一日造成的。伦敦在18、19世纪成为欧洲最大城,透过军事与贸易的影响力宰制全球,今日仍是世界最大金融中心与精英荟萃之地──透过跨国企业的金钱运作,延续往昔帝国的荣景。若我们追溯起源,给予英国首善之都今日面貌的,竟然是17世纪的一群知识分子。

17世纪中叶,英国正遭遇体制巨变,教派与党派林立,社会气氛紧绷而诡谲。国会用「宪章」给王权戴上枷锁,使英王查理一世不惜发动内战,终获叛国罪名处死问斩。史无前例的变局,将国家的命运抛入了未知的风中。

本书即描写一群知识分子重建这座城市的故事,他们多才多艺、身兼多职:天文学家暨建筑师雷恩(Sir Christopher Wren, PRS, 1632-1723)、鉴赏家和作家艾佛林(John Evelyn, FRS, 1620-1706)、思想家洛克(John Locke, FRS, 1632-1704)、医师兼地产商巴彭(Nicholas Barbon, 1640-1698),以及人称「伦敦达文西」的巧匠与天才科学家胡克(Robert Hooke, 以虎克定律、光的波动说和《微物图誌》[Micrographia]知名,生物细胞的发现者)。

在众人的奔走之下,从瓦砾堆中升起的恢弘设计,将承载伦敦这第一座现代都市的全新意象。容读者藉着伦敦浴火重生的故事,一窥英国社会的断代剖面,一个常民与菁英如何携手建立的辉煌时代。虽聚焦伦敦一城一地,实则生动描绘出英国脱胎换骨的关键契机。

被视为「首都救星」的建商,其实是贪图都更利润的投机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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